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08-07-18 点击数：1875

5·12汶川特大地震，让“生命第一”的原则得到了空前普及，也促成了一次有关文化终极意义的深刻求索。

　　而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有顺眼中，这次地震也在叩问文学———文学该如何回归“生命的学问”，与时代肝胆相照，让更多人领略“值得珍重的人世”。

　　没有历史的整全感，就难有宽阔的胸襟

　　解放周末：能不能用比较简短的话，概括、描绘一下您眼中的文学现状？

　　谢有顺：２０世纪以来，中国文学不断“向内转”，即不断地开掘人类内心的风景。但是，我觉得，这些内心的风景里，除了悲伤、阴暗和绝望，似乎没有多少明亮的东西。尤其是这些年来，在小说界，狭隘的、阴郁的、黑暗的写作不少，却很难看到一种宽大、温暖并带着希望的写作。

　　解放周末：您认为这种反差说明了什么？

　　谢有顺：说明一些作家的写作精神并不健全，或者说不够丰富。只看到生活的阴暗，只挖掘精神的阴私，而不能以公正的眼光对待人、对待历史，并没有试图在理解中出示自己的同情心，这无论如何都是残缺的写作。这种残缺，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实非鲜见。

　　解放周末：是什么造成了这种残缺？

　　谢有顺：最重要的一点，是一些作家缺乏整全的历史感。不懂得以历史的眼光看人、看世界，作家的精神就很容易陷于褊狭、执拗，难有宽阔的胸襟。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开头，就劝告我们要对本国的历史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这话对文学写作也是种启发。

　　解放周末：“温情与敬意”，这正是每个人应有的文化态度。

　　谢有顺：是的。文学写作何尝不是如此？作家对生活既要描绘、批判，也要对生活怀有温情和敬意，这样才能获得公正地理解人和世界的立场。

　　文学应有更高的精神参照，书写“值得珍重的人世”

　　解放周末：有一种声音认为，暴露人性的阴暗，是一种真实、一种勇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写？对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谢有顺：作家当然可以把恶写得尖锐，把黑暗写得惊心动魄，把欲望写得炽热而狂放。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中国当代文学惯于写黑暗的心，写欲望的景观，写速朽的物质快乐，却难以写出那种“值得珍重的人世”。我们何曾见到有几位作家能写出一颗善的、温暖的、真实的、充满力量的心灵？ 

　　解放周末：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不去写”，而是“写不出来”。

　　谢有顺：是的。为何写不出“可珍重的人世”？也许在作家们的视野里，早已没有多少值得珍重的事物了。苦难的确是存在的，可苦难背后还有希望；心灵可能是痛苦的，可痛苦背后一定还有一种坚定的力量在推动着人类往前走。如果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面，那就是对生活丰富性的简化。

　　在我看来，小说只写苦难，只写恶、黑暗和绝望，已经不够了。在这之上，作家应该建立起更高的精神参照。卡夫卡也写恶，鲁迅也写黑暗，曹雪芹也写幻灭，但他们都有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做参照：卡夫卡的内心还存着天堂的幻念，他所痛苦的是没有通往天堂的道路；鲁迅对生命有一种自信，他的憎恨背后，怀着对生命的大爱；曹雪芹的幻灭背后，是相信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情感的知己，存在着一种心心相印的生活。

　　和这些作家相比，现在的一些作家失去了信念，他们的精神视野里多是现世的得失，内心不再相信希望的存在，也不再崇尚灵魂的善。作家的心若是已经麻木，他写出来的小说，如何能感动人？又如何能叫人热爱？

　　解放周末：作家失去信念，也就不难理解作品为何会失去应有的道德、审美、尊严和社会意义。在您看来，陷入这种精神困境的原因何在？

　　谢有顺：其实，自五四以来，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几乎就看不到成熟、健康、有力量的心灵，２０世纪以来的中国人，在精神发育上还有重大的欠缺———西方的文明没有学全，中国自己的老底子又几乎丢光了，精神一片茫然、混乱。这些，都不可能不影响到文学写作。

　　在这个意义上说，剑走偏锋、心狠手辣的写作确实已经不新鲜了，我更愿意看到一种温暖、宽大的写作，就是希望在精神上能看到成熟的作家，在写作上能看到一个敢于肯定的作家。展示欲望细节、书写黑暗经验、玩味一种窃窃私语的人生，早已不再是写作勇气的象征；相反，那些能在废墟中将溃败的人性重新建立起来的肯定性的写作，才是值得敬重的写作。

　　写作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时代肝胆相照

　　解放周末：或许有人要辩解，文学是个体写作，如果不专注、沉浸于个人体验，是无法写出优秀作品的。

　　谢有顺：过去，很多作家都会以“写作是个人的事”为由，逃避写作该有的基本责任。但今天看来，个人的事，如果不联于一个更为广阔、深远的精神空间，它的价值是微不足道的。写作是个人的，但写作作为一种精神的事业，也是面对公共世界发言的。这二者并不矛盾。

　　萨特在《文学是什么》里说：“首先，我是一位作家，以我的自由意志写作。但紧随而来的则是我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也就是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他被赋予了某种社会作用。”萨特所强调的是，他还是“别人心目中的作家”，作家还有一个面对公共世界该如何担负责任、如何发言的问题，如他自己所说，“他必须回应某个要求”。

　　解放周末：作家不仅仅是表达个体的存在，还应该表达社会、表达时代。

　　谢有顺：是的。在当下的中国，有一些尖锐的问题等待作家们来回答，作家如果普遍沉默，拒绝担负写作在个人心灵中的责任，这样的写作，确实很难唤起别人的尊重。因此，作家要勇敢地面对自己，面对众人，面对现实；他写的作品不仅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时代肝胆相照，只有这样的文学，才是有存在感的文学，有灵魂的文学。

　　小说的道德，是对世界的呈现，对人生的同情，对存在的领悟

　　解放周末：古往今来，文学是极讲究“道德风骨”的。托尔斯泰曾经把“文学”喻为人类前进的道德明灯。但也有人反对文学的道德化，当前，“失德”、“反道德”的文学也不少。在您看来，当前应该提倡怎样一种文学和道德的关系？

　　谢有顺：我必须指出，文学的道德和世俗的道德并不是重合的。文学无意于对世界作出明晰、简洁的判断。相反，那些模糊、暧昧、昏暗、未明的区域，更值得文学流连和用力。在现有的道德秩序里是产生不了文学的，作家要把文学驱赶到俗常的道德之外，才能获得新的发现———惟有发现，能够帮助文学建立起不同于世俗价值的、属于它自己的叙事伦理和话语道德。

　　解放周末：是否可以这么说，文学有自身的特质和规律，无法简单地用世俗道德来指导文学？

　　谢有顺：是的。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昆德拉将“发现”（知识也是一种发现）当作小说的道德，这意味着固有的道德图景不能成为小说的价值参照，小说必须重新解释世界，重新发现世界的形象和秘密。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尽管与世俗道

　　德不同，但文学还是应该担负起某种道义。

　　谢有顺：确实，文学是要回答现实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安慰世俗价值所安慰的心灵。小说家的使命，就是要在现有的世界结论里出走，进而寻找到另一个隐秘的、沉默的、被遗忘的区域———在这个区域里，提供新的生活认知，舒展精神的触觉，追问人性深处的答案，这永远是写作的基本母题。但当前，“偏激的虚无主义”在作家中大有市场，很多作家都把一切生活作欲望化处理，或者在写作中充满精神的屈服感，缺少一种让人性得以站立起来的力量。

　　解放周末：能描绘一下您理想中的“小说的道德”么？

　　谢有顺：小说的道德，是对世界的呈现，对人生的同情，对存在的领悟，它在世俗道德上的无力，恰恰是为了建构起一个更为有力的世界———向这个世界说出爱，说出仁慈，说出同情，说出生之喜悦和生之悲哀，说出更高的平等和超然。

　　文学的正大一途，应该事关生活、通向人心

　　解放周末：不可否认，当前有些文学作品文字非常漂亮、非常炫目，但总感觉不真切，有些“隔”，这是为什么？

　　谢有顺：文学界的许多虚假，其实都出在作家身上，他们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字里隐藏自己，或者他们根本就迷失了自己。我觉得，文学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应该重新重视作者力量的时代了。

　　解放周末：怎样辨别一部文学作品是不是一场文字秀？哪些是真文学，哪些是伪文学？

　　谢有顺：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真的标准。文学的真，是在心灵意义上的一种精神确证。所以，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作者一定要把自己摆进去。文学只有写出了“灵魂的深”（鲁迅语），才称得上是真文学。今天有很多的作品显得虚假、不感人、无关痛痒，很大的原因，就是在这些作品中，摸不到作者的心，看不到作品后面有作者这个人，或者后面的那个人精神狭窄、灵魂干枯。此次汶川大地震中一些广为流传的诗歌，之所以感动人，就在于它们都是写作者用心感受悲伤之后所发出的心声，没有伪饰，没有顾忌，是真正的有感而发。

　　解放周末：归根结底，文学是关乎心灵的事业。但现在的一些诗歌，只会使人一头雾水，某些小说只会煽动出轨。有些文章只会喊喊口号，满纸荒唐言、虚空话。

　　谢有顺：是的，这种现象很严重。文学应该关乎心灵。文学也应该是一种生命的学问，里面必须有对生命的认识、理解和温情。你对生命有了解，对生活有向往，你的心才会平静、柔和、公正，才能发现人心里那些温暖的事物，并庄严地表达出来，这样的文学才称得上在精神上已经成人。没有精神成人，写作就如同浮萍，随波逐流，少了坚定、沉实的根基，势必像洪流中的泡沫，很快就将消失。

　　解放周末：在很多人看来，文学是无力的。文学真的无力么？在您看来，文学的力量来自哪里？

　　谢有顺：文学的力量不是来自声嘶力竭的叫喊，也不是来自鲜血淋漓的批判，而是来自一种对生命处境的真实体会，来自作家对人类饱含同情的理解。好的文学，总是力图在“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这两个场域里用力，以对人类存在境遇的了解，对人类生命的同情为旨归。文学的正大一途，应该事关生活、通向人心。

　　重铸文学信念，重新学习爱，使自己成为宽大、温暖的人

　　解放周末：返回来看文学现状，还有一点不得不提：当前是一个提倡宽容的时代，对事物的批评不那么强烈了。因此，阴暗、私密、媚俗、功利化、小格局的写作不仅存在，而且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谢有顺：是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面对这种境遇是一种屈从的态度，还是有所警觉、有所反抗？鲁迅也悲观、绝望，但他一生都在努力，他还在想，站在虚无上面有没有反抗虚无的可能，在绝望里还有没有反抗绝望的力量。所以他笔下的“过客”，并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孩子说是鲜花，老人说是坟墓，他只管往前走。这就是一个作家该有的态度。

　　解放周末：有人说，当今文学无德、无脸、无骨，在金钱的冲击下文化危机越来越深重。这当然有些极端，但有个问题不容忽视———现在，文学还有底线么？

　　谢有顺：我是愿意乐观地看待这个问题的。唐君毅说得好，我们没有办法不肯定这个世界。鲁迅为何一生都不愿苛责青年，也不愿在青年面前说过于悲观和绝望的话？就在于他的心里还有一种对生命和未来的肯定。我想，这就是文学的底线：不能放弃肯定，也不能不反抗。

　　解放周末：通常来说，文学和艺术，应该是缓解过快的社会节奏带来的心灵恐慌的润滑剂。但现在一些文学家、艺术家行路匆匆，灵魂跟不上脚步。

　　谢有顺：时代追求日日新，写作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似乎也是为了新，变化、革命和标新立异永远是文学的时髦。很少有人关心我们脚下那些基本的事物、不变的精神。似乎，时代的加速度，必然导致审美的加速度。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写作，在内在精神上，应该是减速的。它和这个以加速度前进的时代并非齐头并进。

　　解放周末：“慢慢走啊，欣赏啊。”

　　谢有顺：确实，文学是慢的历史。慢不下来的人，不会是好的作家。真正的文学不是为了使我们的生活更快，而是为了使生活中的慢不致失传。而一个作家要慢下来，就应该多一点自省和非功利。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当大多数人都在渴望一种世俗成功的时候，你是否愿意在世界的另一端独自享受自己的“不成功”？

　　解放周末：除此之外，您对当代作家还有什么建议么？

　　谢有顺：无论是批判，还是肯定，我觉得目前最重要的是，作家们要重新确立起一种健康、正大的文学信念。套用英国女作家维吉妮亚·伍尔芙的话：“我们同时代的作家们所以使我们感到苦恼，乃是因为他们不再坚持信念。”现在的有些作家，不仅没有了信念，甚至把技术活做得精细一些的抱负都没有了，而粗制滥造一旦成了一种写作常态，就是作家丧失了文学信念的典型的标志。一个作家，如果对文学失去了基本的信念，对语言失去了敬畏，对精神失去了起码的追索的勇气，对灵魂失去了与之一同悲伤、一同欢乐的诚实，你又怎能奢望他能写出更大、更有力量的作品呢？

　　因此，如何重铸一种文学信念，并重新学习爱，使自己变成一个宽大、温暖的人，对于作家而言，我认为是当下最紧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