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敦煌艺术大展的展厅里，一位不起眼的老太太往来其间，她凝视那些展品的眼神，就像看着孩子那般柔和；她尽管瘦小文弱，可身体里似乎蕴含着无穷的能量。

    她就是樊锦诗，一个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一个卓有声望的敦煌研究学者，一个扎根大漠40余年的女人。作为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院长，樊锦诗为保护敦煌洞窟所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因此她成为2005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前一段，北京奥运圣火在敦煌传递时，她也是火炬手之一。与她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名望一样著名的还有樊锦诗特立独行的个性——老太太总是躲着要求采访的记者，即使在天津敦煌艺术大展的开幕仪式上，她也尽量远远地消失在镜头之外。

    和樊锦诗的交谈是从“敦煌学”开始的，“敦煌学概念的提出是用地域来命名的，严格讲是不存在的。”樊锦诗首先对“敦煌学”的概念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她说，敦煌的研究针对藏经洞和石窟中的文物，内容广阔无边深不见底，包括天文、地理、文学、音乐、舞蹈等各个方面，互相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但人们已经约定俗成地称之为“敦煌学”。她告诉记者，随着敦煌研究院的成立，我国敦煌学研究已经日渐成熟，在国际上拥有了重要地位，“我们这些后来到敦煌的人，可以说是踩在前辈们的肩膀上取得了成绩。几十年过去，大家基本可以搞清敦煌壁画是在画些什么，但敦煌仍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比如藏经洞究竟为什么要封闭？为什么要藏经等等，敦煌学的继承者就是要研究这些古老洞窟里的‘为什么’。”

　　樊锦诗与敦煌结缘已经有40多年。“其实，当时的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会留在敦煌，更没想过自己会在那儿呆上一辈子。我当时满怀对敦煌神秘的想象，还有对已经在那里的大名鼎鼎的艺术家们无限的崇敬之情去实习。我原以为这些大学者都像大学里面的老先生一样，坐在窗明几净的房子里研究敦煌，可是实际上看到的却完全不是这样。四下里最多的除了土还是土，甚至，早年间研究院里大学者们居住的土坯房里不仅没有自来水，冬天居然还没有条件取暖，大家只能靠吃辣椒增加热量，又听说许多人在这里生活了10年、20年，我当时只觉得不能理解，不可思议。”

　　“我最多就算是道微光，不值一提。”在樊锦诗眼中，用“激情燃烧的岁月”来形容自己的青春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但她并没有向记者讲述自己如何潜心研究敦煌学以及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却细细回忆着当年每次回家的艰难——当时敦煌未通火车，需要再找长途汽车到达最近的柳园车站。也许能赶上当天的火车，也许还要再等上一天，樊锦诗才能坐着火车先到兰州、再转到郑州，然后才能到达上海，单程就要60个小时。后来她生产第一个孩子时，远在武汉教书的丈夫根本无法在身边陪伴，以至于孩子生下来许多天都没有衣服穿，一直被裹在军大衣里……

　　条件艰苦，但创作的热情始终高涨。老艺术家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完成了早期对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他们不仅需要自己动手改造画笔，业余时间还得自己动手磨制颜料。樊锦诗介绍说，当时进洞临画没有灯光，只好在洞口放一张锡纸把日光反射进来，随着日光的移动来移动锡纸。有的洞窟无法反光，就只好点上煤油灯，或者一手拿着蜡烛，一手作画。洞窟顶上的壁画很高，看不清楚，只好爬上高梯去看一看再下来画一笔……就这样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坚持不懈地工作，这些通史性的代表作和专题资料才得以临摹下来，成为后人了解敦煌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今天来的观众就无法领略如此强烈的文明震撼。”完成一个洞窟的整窟临摹复制一般需要4年左右。樊锦诗告诉记者：“这是一项相当艰巨、耗时的工作，要从模糊难辨的图形中整理还原出壁画的本来面貌，对每一个绘制者都是具有挑战性的。艺术家们在长期几乎匍匐式的劳作中，终于将残破不堪的图形整理出清晰可辨的完整画面。”她认为，此次天津敦煌艺术大展的壁画都是临品中的典范，“从艺术角度看件件都经得起推敲。不少作品的临摹时间已经超过50年，它们本身已经构成了文物。现在的电脑技术虽然已经十分先进，但也不能取代这些临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