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公共艺术史上，这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在中国的公共艺术史上，这同样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3月17日，已经有18年历史的“深圳雕塑院”正式更名为“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这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改变，更传达出一个城市文化转型的信号。

从城市雕塑到公共艺术，深圳人开始以新的眼光和新的视角来看待城市与城市中人的关系。这一转变标志着城市管理者思想的变革，更标志着政府开始从公共文化的层面推进城市空间的发展，也体现出了当代社会对公共空间民主化进程的需要。

什么是公共艺术?公共艺术在中国的发展现状怎样?公共艺术与其他艺术的关系如何?这些看起来很遥远的话题其实和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密切相关。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与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联合推出深圳公共艺术系列访谈录，记者走访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全面系统地梳理深圳特区近三十年来公共艺术的发展状况，探讨成就、问题和不足，为公众全方位展示无处不在的公共艺术。

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负责人孙振华专访录

2003年，深圳学者孙振华出版论文集《公共艺术时代》，这是国内第一部论述公共艺术的学术专著。2004年，他受邀担任“公共艺术在中国”论坛的学术主持，与19名来自全国的学者就公共艺术问题进行深入研讨。那时，国内关于公共艺术的高层学术活动还为数不多。作为国内最早关注、研究公共艺术的学者，作为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负责人，孙振华成为第一位接受采访的公共艺术专家。在他看来，公共艺术与其说是一个艺术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如何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艺术制度和管理决策机构，正是新成立的公共艺术中心职责所在。

基 因：

公共艺术实践敢闯敢试

记者：首先要祝贺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正式挂牌，据我所知这是目前国内第一家政府所属的关于公共艺术的研究、创作、工作机构。作为中心负责人，首先请您谈谈这个机构未来的工作职责。

孙振华：深圳市公共艺术中心是由深圳雕塑院更名而来的。目前中国高校有了公共艺术专业，有公共艺术的媒体，有公共艺术的实践和传播活动，但是作为政府所属的事业单位，我们中心应该是第一家。

这让我想起了深圳早期，1981年，深圳特区成立不久，就成立了“深圳城市雕塑办公室”，据我所知，这是国内最早的城市雕塑工作机构之一。1982年，中国雕塑界元老刘开渠等人联名上书，建议发展城市雕塑，中央很支持，当年就成立了“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隶属于建设部和文化部，这就是今天全国城雕委的前身。当时深圳早于全国率先成立了“城雕办”，说明了深圳老一辈人的开拓、创新意识和前瞻性的眼光。

敢闯敢试，是深圳的精神遗产，是城市的基因。深圳特区近三十年了，在城市艺术方面，仍然还是从视觉出发，从美化、点缀城市环境出发，这显得不够了。在新的阶段，需要城市公共空间的制度创新，对公共艺术来说，就是要调动市民的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通过建设一个民主、共享的公共空间，促使公民社会的形成，这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

对我们而言，不光是名称的改变，我们的工作也要由“城市雕塑”转为“公共艺术”。首先，我们要承担与公共艺术有关的调研、论证和宣传推广工作，例如公共艺术方案遴选、评审、公众参与、建设管理等相关制度、研究推动公共艺术基金、艺术百分比计划等等;其次，组织创作并实施公益性的公共艺术、城市雕塑的项目;第三，接受政府的委托，目前我们承担了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的日常运行工作。

概 念：

“公共性”与“公众参与”

记者：公共艺术的概念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在中国流行，在大多数民众眼中，公共艺术就是指城市雕塑、城市景观，是这样吗?

孙振华：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这两个概念是最容易让人混淆的，我认为它们的区别在两方面：第一，公共艺术包含有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软件指它的制度，核心是公共性和公众的民主参与;硬件是公共艺术的实现方式。第二，公共艺术的实现方式是综合的，它可以利用雕塑、建筑、绘画、园林、表演、地景、行为等各种方式来实现。如果说城市雕塑与公共艺术有什么相同，那就是硬件上的部分重合，即城市雕塑可以成为公共艺术的手段之一。

记者：众所周知，艺术最强调的就是个性和创造力，而公共艺术却要强调“公共性”，这和艺术的本质是否有点矛盾呢?这种“公共性”又是如何体现和保障的?

孙振华：这真是个好问题。在我看来，所谓艺术是不断生成和变化的。像“个性”、“创造力”这些说法强调的是“艺术家本体”，这个“本体”从确立到现在也不过两百多年。想想古代，艺术与技艺，艺术家与工匠没有做区分，艺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服务于宗教、神权和王权的工具。西方启蒙主义之后，艺术独立了，艺术家的权威奠定了，艺术才变成以艺术家为中心，“个性”、“独创”才成为艺术最重要的东西。

上个世纪中期以后，艺术的重心转向了社会，转向了公众，这些成为当代艺术的核心价值观。当代艺术强调艺术与生活、与公众的联系，强调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强调打破艺术之间的界限，这些都为公共艺术的出场创造了条件。事实上，公共艺术就是当代文化的产物。

公共艺术时代的艺术家，他们的身份和地位发生了变化，他不应该再把自己与公众对立起来，刻意强调自己的差异，而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到了这一点，就不会出现你说的那些矛盾。

城市文化下一站：公共艺术

规划：公共空间配合“设计之都”

记者：在成功申请“设计之都”，打造创意城市的时候，深圳成立全国首家公共艺术中心，又有怎样的长远考虑?

孙振华：公共艺术是从城市公共空间的角度配合“设计之都”的建设。关于公共艺术和设计的关系，我想强调两点：首先，公共艺术是一门创意和策划的艺术。对公共艺术而言，一个好的想法，一个好的切入点是它是否成功的关键，这一点和设计是完全相通的。另外，公共艺术和设计都不是为了张扬个性而存在的，它们都是服务性的，它们都要面向社会，面对公众的生活，提高生活的质量和品位，没有服务，就没有设计，也没有公共艺术。

互动：实施过程变成社会动员

记者：如此说来，公共艺术可以说是和公众关系最紧密的一个艺术门类。新成立的公共艺术中心目前有哪些工作即将展开，其中有没有深圳市民可以参与互动的项目?

孙振华：这次在市“两会”上，有代表呼吁在深圳建设“改革开放纪念碑”;也有区“两会”代表提出为袁庚塑像，我个人觉得这都是很好的提议，公共艺术本来就应该来自民意，我们中心应该积极跟进和推动。

如果这些建议可以立项，在具体实施上，我认为可以采用一些新的方式，例如作品的来源渠道可以更开放，评审可以更公开，即除了专家、领导，还可以有民意代表或居民代表参加，还可以有旁听，可以把评议的过程作为一个审美教育的过程等等，总之需要一些好的程序设计。在经费方面，也可以部分采用募集方式，不在于钱多钱少，在于心意的表达。一句话，如果能把公共艺术的实施过程变成一个社会动员的过程，那这个活动就成功了;一旦公共艺术成了老百姓自己的艺术，那拿它来编段子的情况自然也就少了。

联想：以新观念塑造深圳形象

记者：提到巴黎，人们很自然地会想起埃菲尔铁塔，提到伦敦，人们会想起大笨钟，而提到哥本哈根，人们又会想起美人鱼雕像，公共艺术似乎总是与一个城市的形象息息相关。

孙振华：不同的时代，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塑造城市形象，有时候是建筑，有时候是雕塑。在公共艺术时代，人们塑造自己城市的时候，仍然可以沿用建筑、雕塑的方式，但是在观念和方法上，应该有新的时代特点。

在深圳特区建立二十周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创作了“深圳人的一天”，许多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中国比较成功的公共艺术。它的特点就是改变了过去城市雕塑由艺术家或者出资人说了算的状况，变成大家说了算，全社会共同参与;例如，随机选择、塑造普通市民，强调民调、统计等社会学方法……尽管它也是雕塑，但是在新观念的基础上塑造深圳形象，所以它在2004年被评为全国城市雕塑特别奖。

探索：将公共艺术“制度化”

记者：既然这是国内第一家公共艺术中心，那么国外有没有类似的机构?

孙振华：我们中心和国外的公共艺术机构还不一样。在西方发达国家尽管不同国家和城市的具体做法可能有差异，但是基本模式是相同的。首先，从立法开始的，通过类似“公共艺术百分比计划”这样的法案或条例，再明确一整套规则和程序，然后设立一个具体的机构来落实和推进。

美国费城是最早通过公共艺术法案的，它在1959年即确定，要求不少于百分之一的建筑预算划拨给公共艺术。费城市政府为此成立了“公共艺术办公室”，这是一个政府的日常管理机构，同时它还设立了一个由市长任命的公共艺术委员会，这是一个民主决策的机构，由艺术、设计方面的专家，公共财产委员会的代表，市民代表等各方面人士共同组成，负责城市公共建筑、公共艺术的设计、定位以及方案的评审等等。

有的城市，如旧金山，每个公共艺术项目还要成立一个专门工作小组，由艺术专家、政府代表、社区代表七人组成，由他们来遴选方案，确定价格并征求社区居民意见，最后由市公共艺术委员会审议通过。

总之，国外的公共艺术已经制度化了，有非常明确的程序，很强的可操作性。例如，某地要做一个公共艺术项目，会公开征集方案，艺术家可自由提交资料，申请该项目，由公共艺术委员会审查，通过一轮轮PK，最后决定人选。但它也不是一刀切的，有时候，公共艺术委员会可以根据情况，直接委托给某位著名艺术家进行创作。总之，在什么情况下，按什么程序决策，有一套明确的办法。

如何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艺术制度和管理决策机构，正是我们希望做的工作。